11月15日晚上，一個孩子在巴塔克蘭劇院外點起蠟燭。在當地時間13日晚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中，這一劇院被4名恐怖分子持槍掃射，超過80人遇難。
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以來，多數人對恐怖主義及其威脅的認識，應該說是強化和深化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共同應對恐怖主義的挑戰這個問題上，人類已經在某種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機制。就像黑格爾曾經說過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我們根本沒有從歷史中領受到教訓。”在應對恐怖主義威脅這個問題上，意圖利用、狹隘自私、雙重標準等現象數見不鮮，這大概也是恐怖主義一直能夠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吧。
巴黎發生的恐怖襲擊，對我的震撼還是超出了心理底線。現在不是談論恐怖主義的威脅有多大的時刻，不是討論恐怖主義出現的社會原因的時刻，也不是談論法國少數族裔問題的時刻，或許同樣重要的是，在譴責、驚慌和恐懼之余，針對法國的這次“空前的”暴恐襲擊，我們如何能夠相對冷靜地、在一個更為宏大也更為深遠的現實與思想背景下思考它。
一、歐洲的價值危機
在這里，我愿意首先援引“澎湃新聞”的一個學術報道。不久前，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家Zarka教授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場公開演講，他談到了歐洲的三個危機：經濟危機、新型恐怖主義的威脅與難民危機。新型恐怖主義其實就是針對今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他的發現是恐怖主義在法國已經“內化”，也就是說，不再只是外來的恐怖分子對法國乃至歐洲的威脅，更嚴重的是，不管出身哪個社群的年輕人，都可能通過社交媒體受到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洗腦”之影響，從而既在歐洲內部搞恐怖主義，又會到敘利亞、伊拉克去參加伊斯蘭國（IS）的圣戰。Zarka教授認為這才是歐洲正在面臨的新型恐怖主義威脅，真不知道他看到當下這場“空前的”、IS已經出來宣布負責的、使法國陷入全國性緊急狀態的恐怖主義襲擊后會作何感想。
Zarka教授所說的這個恐怖主義之“新型”于我倒是沒有引起太大的興趣，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另外一個解釋，那就是，他認為這與歐洲的文化衰落有密切的關系：歐洲在近代以來為全世界提供了啟蒙、自由、平等、進步、民主、博愛等價值，然而，現在的歐洲卻受困于文化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后者使得歐洲失去了捍衛這些價值的意志，進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我對Zarka教授的話的理解是，多元主義使歐洲人喪失了其本有的目標和意志，陷入到某種虛無主義的狀態里了。這個狀態，對于歐洲的年輕人而言最終就是生命和生活意義的喪失，一個不再能夠為自己的青年提供價值的歐洲，自然容易成為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滲透的所在。
二、極端主義是什么
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歸根到底是一種“反政治” （伊麗莎白·揚-布魯爾：《阿倫特為什么重要》，劉北成、劉小鷗譯，譯林出版社，2009，第46-51頁。）。法國發生的事情，不是一群走投無路或者對社會不滿的人綁架了人質要向“有關部門”提什么要求，那是赤裸裸的無情屠殺。
法國發生的是一場戰爭。著名軍事家勞塞維茨在200年前曾經說過的：“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外一種手段的繼續。”與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戰爭，不是為了爭奪哪一個陣地或者哪一片領土那么簡單，這是不同價值觀和世界觀之間的政治斗爭的外在表現。“9·11”的時候，小布什一再強調，反恐戰爭“不是針對穆斯林，是對恐怖主義的攻擊”。 恐怖主義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極端主義源于一種對宗教文本的原教旨式的、不考慮情境的、拘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它的主張看起來與當代現實完全脫節，甚至似乎帶有某種復古的沖動（實際上也不見得有一個那樣的“古”）。現實早已經發展到人民主權的時代，可是，這一切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反而是人的僭越，是人的悖逆，是不合宗教法度的，是需要被批判或者被清理的。原教旨主義并不一定都訴諸暴力，有的只是一種主張，一種批判，但也有個別人會主張運用暴力（或者說發動圣戰）來清理這個他們不認可的、不符合其依據經典“悟”出來的世界。
原教旨主義者在各種思想流派中都存在，簡單來說，他們的共同特征是：現實與他們擦肩而過，他們自認是某種教條的代言人，他們的很多宣傳看起來常常是引經據典的，他們譴責的是同為信徒的大多數人竟然已經遺忘了本有的主題。
恐怖主義背后有某種精神的支撐，這是確定無疑的。對于精神在戰爭中的作用，克勞塞維茨說，“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自由與繁榮誠然美好，但沉迷于自由帶來的享受之中，而喪失了捍衛自由和安全的精神與政治意志，那刀就再也不夠鋒利了。
三、恐怖主義挑戰歐盟
法國發生的暴恐事件加上歐洲的難民危機，集中凸顯了歐洲面臨的挑戰。當然，若說歐洲的衰落，這本身是一個世界歷史的常識了。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早就葬送了歐洲自近代以來的優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與美國綁在一起，防務主要依靠美國主導的北約。同時，歐洲是在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援助下實現了經濟上的復興。同時，歐洲開啟了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一體化進程，以法德和解為基礎開始形成歐共體，也就是發展到現在的歐盟。
兩次世界大戰還成就了兩個“帝國”——美國和蘇聯。70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俄裔法國哲學家的科耶夫向法國的戴高樂政府提交了一份“法國國是綱要”。其中，科耶夫深入分析了當時的世界局勢，他指出，世界已經開始進入到由加盟國家構成的“帝國”的時代，英美同盟（潛在的還有信奉新教的德國）、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這樣的帝國，在此局面下，作為天主教國家的法國將何去何從？科耶夫提出了由法國牽頭拉上西班牙、意大利共建“拉丁帝國”的構想，這個“拉丁帝國”還預想將它們在非洲的殖民地納入其框架，并進而期待能吸引拉丁美洲的國家。這個新拉丁帝國將保持由法國主導的合理的軍事力量，但它不會強大到與美、蘇集團對抗，只足以自保。
一般認為，歐洲共同體的思想就是從科耶夫這里孵化的。所不同的是，解除了武裝的德國沒有加入到英美集團，而是成為歐洲共同體（歐盟）的支柱之一，法德和解也被傳為佳話。
作為一個左翼政治哲學家，科耶夫還提出了著名的普遍均質的國家這一概念/理論。在普遍均質的國家中，每位公民會被承認為是自由平等的，不再有進一步暴烈的政治斗爭的需要。至于如何實現，科耶夫提出通過國家間的法律整合或一體化，由此產生某種超國家的憲政秩序，由單一而明確的法權概念所滲透和聯合。到時，施米特意義上的政治和國家將不復存在，所有的經濟社會關系均將由司法來規范。歐盟的發展歷程似乎契合了科耶夫的這個設想，但在最終的意義上，普遍均質國家的實現是非常久遠的事情，歐盟也只是相當初步的發展階段。
科耶夫并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穆斯林世界的問題。當前這些問題在70年前的科耶夫那里，還不是什么挑戰，他不但預想了拉丁帝國與穆斯林世界的和解，而且還將非洲的原殖民地納入到拉丁帝國的框架來看，在當代學者看來，這至少是提出過的一種解決所謂“伊斯蘭問題”的不同思路，雖然，現在的時機要比科耶夫時代復雜得多。
但科耶夫的帝國論與普遍均質國家學說，是在沒有面臨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的背景下做出的。北約的體制對于防衛蘇聯包括現在的俄羅斯或許是有效的，但是面臨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是能夠用核武威懾或者導彈防御體系對付的。
但現在意識到這一點（9·11之后這一點是越來越清晰的）并不晚（歐洲當然也不是現在意識到），因為，這個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對所有的政治體來說都是新的，只是歐盟有它獨特的難處，比如它邊界管理上的困難，但這個問題在技術和成本核算上都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若難民危機助推了歐盟倒退，那可能才是歐洲政治意志的喪失。 在面臨難民危機時，歐洲的政治家揚言不能退縮，不能看到歐盟往回走；尤其是德國堅定接收難民，給人一定的信心。
在上述意義上，歐洲仍然代表著人類近代的進步理想和希望。或許，歐洲國家暫時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應對恐怖主義和難民潮之策，但因此而說歐洲要怎么怎么樣了，那才是無知的，是虛無主義的。
四、外界干預的悖論
美國在本世紀的頭十年里對中東地區采取了大規模的民主改造計劃，尤其是第二次海灣戰爭打破了中東地區長期的政治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共享意識形態的歐洲國家在北約框架下與美國一道在中東地區采取了積極干預的政策，但美國享有超好的遠距離地緣優勢，歐洲卻與中東、北非共享一個并不寬闊的地中海世界，難民潮就是這種地緣結構特征的真實寫照。不得不說，地中海區域視野的喪失，也是歐洲的一個問題。
相比于東亞社會，穆斯林世界世俗化的啟動是靠著強人推動的。土耳其的凱末爾、伊朗的巴列維、埃及的納賽爾，都曾是這樣的偉大世俗威權領導人，后來的薩達姆、大小阿薩德、卡扎菲等也是世俗獨裁者。在走向普遍歷史的進程中，這些人當然都是過渡人物。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視角來看，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給西方帶來過很大的希望，因為，這是在穆斯林世界罕有的不以反西方為旗幟的大規模的群眾性民主運動，獨裁者逃的逃、死的死。當然，這里面少不了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干預。但很快，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亞被部落主義和極端主義所籠罩，伊拉克陷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沖突，進而出現了伊斯蘭國，敘利亞更是陷入僵局。這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進而形成難民潮，直接影響到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并給歐洲造成了嚴重的危機。不久前，美國共和黨人總統候選人川普還說，如果薩達姆、卡扎菲這樣的人在位的話，現在的世界或許會更美好。
五、歐洲何去何從？
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歐洲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歐元區的信用遭遇挑戰，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更是讓歐盟雪上加霜；英國不但沒有加入歐元區，還經常揚言要退出歐盟；近來葡萄牙的經濟也出了很大問題。
隨著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亞北非很多歐洲前殖民地國家，歐洲內部的恐怖主義威脅和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穆斯林難民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化融入的問題，誠如Zaraka教授提到的，新移民帶來的是一種新的文化和秩序，不但沒有融入到法國的世俗體制，還與這個體制產生了深深的沖突與裂痕，更不必說歐洲白人生育率的連續降低，穆斯林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再加上恐怖主義的威脅，為歐洲的向右轉提供了更多的助力，從德國的新納粹到法國的勒龐都是這股勢力的代表。法國的這次恐怖屠殺已經引發了更多的穆斯林和法國主流社會之間的沖突。如此繼續下去，歐洲社會的分裂加重，不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懷嗎？
一個跟美國綁在一起的歐洲，東、南兩個方向都陷入了困境：東邊因烏克蘭問題與俄羅斯較勁，這也是俄羅斯堅決在敘利亞單獨行動的原因；南邊在利比亞、敘利亞的干預下，制造出更多的問題和麻煩，甚至威脅到歐洲自身的安全。歐洲難民危機與中東地區局勢的關系，似乎也在提示，歐盟與美國、俄羅斯的關系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刻。德國總統默克爾在今年G20峰會之前連續訪問土耳其和中國或許預示著歐洲的一些新想法。
冷戰結束后，在核武平衡的格局下，地緣政治格局的重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氣候政治、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上升等等，都是理解當前世界格局必須予以考慮的因素。歐盟內部一體化進程困難重重，外部還仍然延續著冷戰時確定下的大致架構，心比天高的歐洲面對著一個日益復雜化的地中海世界。
但有挑戰才有發展。當下，如何重新嚴肅地思考加強內部團結、邊界管控，提升反恐和社會治理能力，重新反思歐美關系、歐俄關系，應該擺上歐洲的議事日程了。如果歐洲還抱著像對土耳其那樣功利的而非戰略的態度（因為在難民問題上有求于土耳其而就土的入盟談判臨時給一些甜頭并許以重金）處理這一切，都將是短視的。
